我的家史文学小说www.hlmsw.cn,塘沽阳光金地

　　我的家史是一部说不完道不尽的辛酸史，好在历史是一面镜子，看别人的故事，想自己的人生。
　　我的家庭成员生来愚笨，缺乏聪明和灵性，自古聪明有种，富贵有根，我的祖上都没有传下聪明的基因，不管你后天怎么努力，进步总是缓慢的，就富贵而言，也没有先天的根基，光靠后天的积攒是有限的。贫穷与富贵，也许是命里注定。但是后天的努力也能改变命运，甚至光宗耀祖，封官加爵，一生享受富贵荣华，但这种人必定是少数，而满于现状，知足常乐的人则占大多数。
　　我不自述家史，就有点对不起老祖宗，因为我认的几个中国文字，我的老祖宗们是一个中国文字都不认识，只能口述自己的生世而不能有文字方面的记载。再说追述历史，了解家史，知道兴旺与衰退，也能起到知政、存史、教化的作用，让后人少走弯路，同时在记述中也有不为别人知道的乐趣。
　　先从爷爷 那辈说起，时代太远了，就只有去查阅族谱，追根溯源，但眼下没有那个必要，因为我不是专门研究家族历史的专家。
　　鲜氏家族的历史发源地在四川北部阆中县妙高乡风火墙村，那里有鲜氏祖坟和鲜氏祠堂，周围姓鲜的人比较多，可称得上大户人家。不知何年何月，便有一支迁至本县大垭乡曹神观村，在曹家坪坎下另立门户，在此修建了两大院子约一百多间的瓦屋，朝东的一面为楼房，基础部分全是清一色的条石彻成，有一丈多高中，甚是气派。祠堂三大间相连，其柱之粗，可一人合围，栋梁门窗，屋檐都是雕梁画栋，甚为精致。从此推断，当初迁移此处定居的这一支，其家业还是比较殷实的，才有实力修建如此豪华壮观的鲜氏分支祠堂，至今名闻遐迩。
　　从我懂事时起，村里就有一些老人向我讲述我们家的历史，说我的祖上三代都是老实人，没文化，在家族中没有地位，长期靠租凭地主的田地来耕种维持生计。一百多间的瓦屋，属于我家祖业的只有半间（一间的二分之一），在此繁衍生息。到了我爷爷的父亲鲜朝雄那一代时，在祠堂里再也呆不下去了，就向东移居阳家湾罗鼓寨山下，租借曹兴贵的两间破茅屋作为安居之所，给有钱有势的人家打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爷爷还未成人时，爷爷的父亲鲜朝雄就死了，只有靠母亲替富户人家洗浆补钉维持生计，把爷爷拉扯大。爷爷到三十好几了，还没有娶妻的能力，满脸大麻子，人又矮又丑，除此一无所有。
　　在爷爷一愁没展时，村里的好心人在本县凉水乡邢家垭村为爷爷讨了一门亲事。那时候的婚姻大事必须遵守父母与媒人之言，年轻人没有自由恋爱一说，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除此还有专门为年轻人牵线搭桥的媒婆，相当于今天的婚姻介绍所，都是要收费的。
　　爷爷和婆婆的婚姻是隔着口袋买猫，意思是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是不能见面的，各长得啥样儿谁都不知道，只有娶过门了才有机会看第一眼。婆婆鲜邢氏是在媒人说好之后，鲜氏家族挑选了六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用竹子编制的滑杆、换着班把婆婆从邢家娘屋里抬过来的。当婚礼主持人宣布拜天拜地时，婆婆才侧眼看见站在身边的丈夫原来是满脸麻子窝窝，人又矮又丑。年龄偏大，活脱脱一个小老头似的，好在婚姻没有年龄限制。据传说，婆婆结婚的当天就被爷爷丑陋的面貌气晕过去了，好几天关起门来不吃不喝，还拒绝爷爷进屋。后来在说客的帮助下，这种尴尬的局面才有所好转。封建社会有好女不嫁二夫之说，也给爷爷的婚姻帮了大忙，才给了鲜氏家族繁衍生息的机会，不是婆婆的宽容，我们家一定会绝后的。
　　爷爷鲜嘉明成家后便搬离了曹兴贵的两间破茅屋，在阳家湾戚家梁坎下的茅草屋里定居，租用地主魏子仁的田地耕种，一住就是几十年。在婆婆生下父亲鲜银基和幺姑鲜银珍后，爷爷就去世了，时年五十多岁，葬在曹家坪坎下鲜氏祠堂右侧的祖坟旁边。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中，与坟争地，所开封市好的羊癫疯治疗中心有的坟都在一夜之间化为平地，种上了庄稼。
　　幺姑成年后，先是嫁于本县盘马乡张家，生一子，取名张昌村，因不堪忍受丈夫的虐待，离婚后改嫁于苍溪县三川镇街道村，姑父姓陈，是个盲人，靠在街上摆地摊算命为生，生一子，娶名陈明清。姑父与幺姑都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过世了。亲戚之路也很少往来，常言道，一辈亲、二辈表、三辈四辈就不往来了。
　　父亲鲜银基，一生辛苦，居无定所。从小没了父亲，是婆婆一手带大的，没念过一天书，乡里人称没念过书人是睁眼瞎子。凡是买卖契约，借贷文书之类，常常深受有文化人的愚弄，一生所吃过的亏，不计其数，父亲因此而常常责怪自己又羡慕那些识几个字的人。
　　父亲青少年时期以放牛帮工为生。二十岁后拜师学了一门理发手艺，当时男人流行剃光头，女人流行长辫子。每逢二五八赶金垭场，三六九赶保娘庙，一四七赶大垭口，在街上摆地摊理发，挣几个银圆养家糊口。二十五岁那年，经媒人介绍，娶本县妙高乡李家湾李梦武之长女李文珍为妻，婚后不生育，抱养本村曹某之次女曹春芬为鲜家之长女，乡里人称之为抱养她家之女做药引子可很快获得生育。此方很灵验，自曹春芬到我们家后，母亲先后生了大姐鲜环儿、大哥鲜开钦，二姐鲜开菊、次子鲜开广，幺妹鲜开贞，一家三代九口人吃饭，每天都是热热闹闹的场面。
　　人多了自然分工也不同，婆婆以料理家务为主，还学得一手烹饪手艺，炒菜做汤，咸淡适中，她加工制作的川北碗豆凉粉又嫩又滑，软硬适中，麻辣鲜香，堪称一绝。
　　父母的工作是耕田种地，理发挣钱，和别人片工互助，把一个家搞的有条不紊，红红火火。大哥大姐的活儿是放牛割草、读书识字，忙时给父母当助手。我和幺妹整天玩耍，打打闹闹，围着婆婆的屁股转，少年不知愁滋味，只要婆婆一闲下来，我们就坐在婆婆的腿上，听婆婆讲故事，其乐无穷。
　　男人娶什么样的女人很重要。俗话说，妇人富人，自从父亲娶了母亲后，我们家可谓时来运转，万事顺心，家业兴旺，心想事成，添丁五六个，没有一个不俊的，家具样样齐备，推磨碾米，不出家门，新修茅屋七八间，独家小院安静舒适，这一系列的变化都是解放后土改政策好，家家有田种，户户有盈余，日子过得很巴适。
　　盛极必衰，自然之理。巴适的日子过了不到十年光景，就被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搞得人晕头转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虚报胡夸之风甚行。农民白天种地，夜里点起灯笼火把在地里加班大干，累了就倒在地头睡觉，天长日久，风餐露宿，母亲李文珍累倒了，先是重感冒，后是嗓子说不出话来，最后病倒在床，于一九五九年农历四月的一天，母亲和我们永别了，享年四十出头，美好的人生才走了一半的路程，就匆匆地离开了她的亲人。
　　好在鲜家祠堂祖上还留下来半间瓦房，父亲请来木匠师傅，撬下寸厚的楼板为母亲做了副最简易的棺材。三天后的一个下午，将母亲的尸体入棺，安葬在鲜氏祠堂左边火炮地靠山根处，顺数第二个坟就是母亲的长眠之地。
　　农村有句俗话，说宁死当官的爹，不死讨饭的娘。母亲走后，全家人像散了架似的，老的没人关心，小的没人呵护。过去从食堂打回来的稀饭，母亲总是把干的让给七旬多的婆婆吃，其次是丈夫，再就是我和妹妹，深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从食堂里打回来的稀饭，都是平均分配。老小的特殊关照也随着母亲的去世面消失了。
　　有句民谣最能形容当时的稀饭是个什么样儿的？“盆里照见碗，碗里照见人，不是两根棒（指筷子），还会淹死人。”稀饭之稀，可想而知，饿了靠汤充饥，越充越饥。村里的人有浮肿的，讨饭的，外出逃荒的，加上死去的老弱病残，全国有三千多万人死于饥饿的灾荒年代。活着的人也是无精打采，偏来倒去的样儿。
　　母亲走了，全家人还沉侵在无比的癫型病是什么引起的悲痛之中，不幸的事又发生了。全家人为母亲烧完百期纸的当天晚上，大哥鲜开钦突然暴亡，白发人送黑发人。当时大哥正在水观区中学（校址在金垭场）读高中，是几代人以来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时年二十岁左右，埋在戚家梁猴家嘴的一个古洞里。
　　母亲、大哥相继离开我们之后，我们又从鲜家祠堂搬回到了阳家湾戚家梁坎下。那里有七八间茅屋是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新修的房子，单家独院，闲了可到坡上挖点野菜充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能够活下来便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一九六零年的三月里，不幸的事继续发生，大姐鲜环儿因饥饿难熬，夜里偷了生产队里的一捆嫩胡豆，挤了不到三斤胡豆来儿，放在顶锅里煮，其它灶具之类的东西都被生产队没收了。快熟时，大姐把我们几个小的叫醒，以便分享难得的一顿夜餐，大家围坐在火堆旁，等待胡豆快点熟。不久，一股嫩胡豆味儿朝我们飘来，香气四溢，令姐弟们垂涎三尺，只有饥饿才是最好的调味品，吃饱了山珍海味也不香
　　说是迟，那时快，突然间有道手电光从外面射进来，原来是副队长邢学喜和记工员赵必昌，两个中年男子进屋后，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儿，说我们是贼，狠狠的把我们全家老少教训了一顿之后，就把架在火上的顶锅取走了。
　　第二天召开全社员大会，大姐环儿承认是她偷的胡豆，与大人无关。可是队干部死死抓住养儿不教父之过这个理儿，每天晚上开批判大会，把父亲作为偷盗的重点进行批判教育，以达到杀鸡给猴看的效果。先是站立，认识问题不深刻就跪板凳，同时在板凳上铺上坚硬的小瓦粒，几个晚上下来，父亲的裤子跪烂了，换上棉裤又跪烂了，双膝都跪出血了，他们仍不放过父亲，认识不深刻，干部就安排二百五似的年轻人对父亲拳打脚踢。
　　父亲没有文化，是个地地道道的粗人，回答问题自然不能令干部社员满意，遇到问题想不开是常有的事，加上批判会又没完没了地继续着，双膝跪出血了。第二天血正干甲，晚上又跪，有时连裤子都脱不下来。于是，父亲把一切罪过都归究于大姐环儿身上，说她不偷胡豆，我就不挨批判，不换批判我就不会跪，不跪双膝就不会出血了，女儿偷胡豆，父亲受罪，现在连走路都不方便，五十多岁的汉子最终向干部社员下话求绕，不要再跪了，又有谁听的进去呢。
　　有天晚上，我和婆婆妹妹等到半夜，父亲才从陈才俊湾里开会回来，父亲沉着泪说：“他不是走回来的，而是爬回来的……”会上也有个别社员建议，说批判会不能再开下去了，再开下去会出人命的。可是，社员的话还不如放个臭屁。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这天晚上，悲剧发生了，大姐环儿死了……
　　父亲躺上床上睡了一会儿，左想右想也想不开，就偷了一捆嫩胡豆嘛，为啥抓住我不放，非把老子整死不可。在那个特殊年代，十有九人都偷东西，而是专偷进口货，这是人的求生本能所致，等死还不如赖活着，到底有多大的过错？
　　父亲从床上爬起来，看全家人都睡下了，于是拿了一根细软绳子摸到大姐睡的屋里，把细软绳一头套在大姐环儿的脖子上，一头系在川粱上，攥住细绳的另一头，使劲一拉，只听大姐环儿“啊”了一声，就从床上滚到地上，手和脚还在作垂死的挣扎，父亲见大姐环儿还没有死，又使劲把细绳拉了一下，身子就悬在空中了，大姐再也没有动弹了。干完这一切，父亲就回去睡了。
　　我早上第一个起床，迎面发现大姐环儿在川梁上吊起，披头散发，舌头伸出老长，把我吓惨了。再仔细看时，大姐环儿脖子里套了一根细软绳子，一只脚有鞋，一只脚 光着，双脚离地面有四五寸高。我急忙跑到父亲睡的屋里，双手把父亲摇醒，告诉他说：“大姐环儿上吊了。”父亲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你去吧，我晓得��。”
　　父亲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我又跑到婆成都哪家医院看癫痫好婆屋里，把婆婆叫起来，婆婆见状眼里滚动着泪花，很气愤地走到父亲屋里，大声训斥道：“银基啊，你不是人啊，虎都不食子，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不得好死。”
　　婆婆转身对我说：“你跑得快，把社干找来。”
　　我一路现跑现想，从婆婆的话中，听出了大姐环儿的死与父亲有关
　　人命关天，大姐环儿才十八岁，正是花季的年龄，她是不会自杀的，这里面一定有鬼。
　　我站在黄泥田嘴上，大声呼喊队长鲜开炳的名字。不一会儿，队长来了，支部书记曹坤基也来了。不久，公社干部他来了。中午时分，县公安局也来了两个人，公安人员把大姐环儿的尸体照了像，查看了被细软绳勒下的痕迹，作了记录。然后对父亲说：“你今天把尸体安埋了，明天跟我们去一趟县公安局。”
　　在饿死人的年代里要找个人帮忙是非常困难的事。于是父亲找来一张背架子，把大姐环儿的尸体横着捆在背架子上。虽然大姐很瘦，也足够父亲背了。从我家到猴家嘴古洞有一段路程，全是慢上坡，父亲背一会儿，歇一会儿，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尸体背上梁，因为没有气力挖坑，只有放在洞里了。这种洞是在很早以前，专门安葬巫婆死后用的，现在的两个古洞都被父亲利用了，一个安埋大哥鲜开钦的尸体，一个安埋大姐环儿的尸体，活着是一家人，死了也有个伴儿，以便相互照应
　　父亲把大姐的尸体从背架子上取了下来放在地上，来到洞前，那里长满了比人还高的杂草，父亲用手刨开杂草，曲着身子钻进洞里，把不平的地方用手刨了一下，然后双手攥紧大姐的头部，一点一点往洞里移动，待整个身子都放进去了，父亲才钻出来，找来一些树枝桠堵在了洞上，转身回家了。
　　第二天上午，公社干部、各大队干部、县公安局的两个人都集中在我家院坝里召开现场会，被免类式事件再次发生，先给各大队干部敲个警钟。
　　大会结束后，公安人员开始审问父亲，问道：“鲜银基，您长女是你亲手吊死的吗？”父亲回答说：“是的。”公安人员又问：“是啥原因导致你要亲手吊死自己的女儿？”父亲回答说：“不瞒你说，我们家已经死了两个人了，人一饿心就发慌，长女环儿背着我在夜里偷了队里的一捆嫩胡豆，挤了不到三斤胡豆米儿，还没有煮熟就被副队长邢学喜、记工员赵必昌发现了，把顶锅拿走了，没煮熟的胡豆也叫他们俩个吃了。生产队每天晚上给我开批判会，说我支持女儿偷胡豆，要把我当典型，教育大家不要偷生产队里的东西。每次开批判会他们都让我跪板凳，还在板凳上放着坚硬的小瓦粒，我裤子跪烂了几条，又换成棉裤，结果棉裤也跪烂了。双膝跪烂了出血了，连路都走不成，他们还不放过我，说我认识问题不深刻，还安排人打我，你们看嘛，我一身都是伤疤。我没有办法，只有亲手吊死自己的女儿来结束这没完没了的批判会，我想连人都死了，也该结束了。
　　公安人员把父亲的诉说都 一一作了笔录，然后查看了几条跪烂的血裤子和带血的一条棉裤。又验了双膝上的伤痕，就再也没有审问了。
　　公安人员和公社干部，大队干部召开了几分钟的碰头会。散会后，公安人员从包里取出锃亮的手铐把父亲铐了起来，严肃地说：“跟我们去趟县公安局。”
　　从我们家到本乡是没有公路的，只有邻近的金垭场才有通往县城的公路，县公安局的小吉普车就停在金垭公社的院子里。
　　杀人是要偿命的。可父亲在县公安局的监狱里关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县公安局办案人员认真分析了父亲的犯罪动机和家庭现状，作出了免于刑事处罚决定书。又考虑到对犯罪分子实行人性上的关怀，首先考虑到案犯亲手吊死自己的女儿确实存在与队干部刑讯逼供有关，其次考虑到案犯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亲，衣食不能自理和子女太小，无人照顾为由，于是作出了免于刑事处罚决定。
　　父亲杀了人，不但没有判刑，癫痫病的好医院都有那些反而放了回来，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父亲虽然获得了自由，但悔恨的心情时时像一根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他的心灵，半夜醒来，痛哭流涕地说：“环儿呀，爸对不起你，爸太糊涂啊……”
　　一九六零的冬天，是个非常饥饿的冬天，也是个非常寒冷的冬天，我的幺妹鲜开贞生了满脚的冻疮不能行走连冷带饿，死了。死前她用微呼其微的呼喊声说她冷，说她饿。现实是残酷的，也是无情的，不管她怎样呼喊都无济于事，最终没有挽回一个年仅五岁幼女的生命，拖了好几天才咽下最后一口气。每当回忆起幺妹临走时的惨忍，我欲哭无泪，心如刀绞。五十多年过去了仍记忆扰新。
　　幺妹死后在家里放了好几天，不忍心将她埋掉，最后还是父亲把幺妹的尸体抱在怀里，走出家门埋在曹家嘴坎下的河沿上。那里有两株大柏树陪伴着幺妹，后来两株大柏树也被人砍掉了，陪伴幺妹的只有小溪的流水声。想到这儿，我的心无比的凄凉。可怜啊，我的好幺妹，如果有来世你还做我的幺妹好吗？
　　一九九二年的春三月，年仅八十岁的婆婆走了，葬在鲜儿�Y坎下的夜干田里，一座孤坟，独守凄凉。安葬时根本找不到人帮忙，最后由二队队长常君元叫了几个人来，才把婆婆的尸体入棺抬出去安埋的，条件是必须廉价出售给他一架床，父亲答应了。
　　父亲的一生很苦，先送走了妻子，再送走了儿子，又送走了大女儿和未养大的小女儿，最后送走了生他养他的母亲。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先后送走了六位亲人，能不心痛吗？加上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的人生三大不幸他都遇到了。但是，他没有被压垮，坚强地挺过来了。一九七零年农历三月十二日，父亲走了，享年六十有二岁。一生替亲人挖墓的同时，也为自己挖好了墓穴。
　　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是我送的终，断气后我先叫来邻里戚应相，后叫来侄儿鲜光映，三个人在煤油灯下换着为父亲净身穿衣，然后抬到堂屋里，放在一张烂席子上，点一盏很暗的煤油灯，三个人坐在板凳上为父亲守灵。天未亮时，我去找队长鲜开炳，他给我批了一张条子，叫我找副队长邢学喜称十五斤换苕种用的大米，邢副队长说太多了，只称给我十斤大米，为此鲜开炳和邢学喜还大大地吵了一架。抬父亲到坟林窝（也称灯盏窝，形似灯盏而得名）参加安葬的人有戚应相，鲜光映、鲜开俊，鲜开林，陈才俊，赵杜德、何登银、程良遂等八人。棺材刚下井，一场瓢泼大雨突然而来，只好草草收场。十斤大米的干饭一顿就吃光了，喝米汤下干饭，一点菜也没有。
　　父亲的坟坐南朝北，面向马鞍山。母亲的坟坐西北向东南，面朝羊还山。
　　父亲是由我亲手安葬的，这个儿子没有白养，养儿防老，我有为老人送终的义务。他这一走，我非常的孤独，单家独院，夜里害怕惨了，好心人罗崇于，鲜开琦、鲜开俊、鲜光映、戚应相等人轮流为我在夜里做伴。后来大家都非常的忙，也顾不过来了。时间一长，失去亲人之痛也慢慢地有所淡忘，逐渐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一九七零年春上，一个十六岁的我，穿一身旧衣服，肩上背着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颜色书包，脚穿一双看的见脚指头的烂胶鞋，孤身一人沿着嘉陵古道北上，一路奔波，四处漂泊，居无定所。那种离乡背井，寄人离下的滋味，只有命运相同的人，才可能有深刻的体会，旁人是无法体会生活中充满甜酸苦麻辣之滋味的，这就是我青少年时期所经历过的人生，承受了太多不该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时，时光已过去五十多年了，文中所提到的人和事已经成为历史了。
　　有人说，土地失去水的滋润会变成沙漠，没有感恩之心的人心灵就会变得荒芜。人如果缺乏关爱，心灵会更加孤独。因此我对每个好心人所给予我的关爱和帮助，时刻铭记在心。拥有这颗感恩的心，我的心灵会变得纯洁善良美好，心胸更加开阔，人生之旅更加温馨和丰富多彩。